指控虚开发票,却判定不合法生意,原因安在

指控虚开发票,却判定不合法生意,原因安在
本年4月29日,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某、徐某作出了一个值得学界和实务界重视的刑事断定。该断定确定被告人李某、徐某犯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别离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和拘役五个月,并都对其宣告缓刑,一起并处分金。经该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运营的西弘服务部从事货品运输事务,因其归于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税率为1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其客户却要求李某开具税率为11%的货品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为了能够持续承包货运事务,便找到被告人徐某协助其供给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结算运费。徐某某找到文波物流(一般纳税人)向李某的客户开具税率为11%的货品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李某向文波物流交纳票面金额7%的管理费,徐某按票面金额的0.5%(含在7%中)提取介绍费。自2016年2月以来,文波物流为李某的客户开具货品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发票金额算计1137691.56元,李某的客户抵扣了税款125146.06元。在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是被告人李某、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法院确定,被告人李某与文波物流归于挂靠联系,最终确定被告人李某、徐某犯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相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7月9日对被告单位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天正博朗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恩百泽商贸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赵某、刘某的刑事断定。本案公诉机关指控指控上述单位及个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本案一审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断定上述单位及个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违法单位别离判处分金人民币八万元至三十万元,对赵某、刘某别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都不服一审断定而上诉,最终,本案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却确定被告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和被告人赵某犯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被告单位判处分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对被告人赵某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对被告单位北京天正博朗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恩百泽商贸有限公司以及被告人刘某犯不合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被告单位判处分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和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对被告人刘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两个事例的一起特色便是公诉机关指控当事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法院最终断定却是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或许不合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这样的断定既值得重视,也有待商讨,更值得反思。一,指控虚开,断定不合法生意,司法机关对虚开发票的确定差异甚大在上述两事例中,其间第一个事例是公诉机关指控当事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审判机关却确定为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对此确定彻底不同。第二个事例是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对当事人的行为确定为虚开,但二审法院却断定为不合法生意,不光公诉机关与二审审判机关对此确定差异甚大,并且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确定也是大相径庭。可见,司法机关对虚开发票的确定存在巨大差异。笔者调查,这是近年来的一种新现象,值得重视。二,指控虚开,断定不合法生意,审判机关对虚开发票的确定值得商讨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在违背同一法令标准的状况下,假如构成违法,司法机关对其违法行为的确定,只能确定为一个罪名。因而,关于上述事例的景象,不能说上述司法机关的确定都是对的。关于虚开发票违法的断定,虽然在学术界、实务界都存在较大争议,有行为犯、意图犯、成果犯等许多观念,但关于虚开发票行为的一般体现,笔者以为,能够依据我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则,即为别人、为自己、让别人为自己、介绍别人开具与实践运营事务状况不符的发票。也便是说,虚开发票的行为体现便是开具的发票与实践运营事务状况是不符的。在虚开发票的行为中,着重的是不合法开具行为,行将一张空白的发票,在发票的空白之处,填写开票方、受票方、单价、数量、税率、金额、税额、价税算计金额、开票时刻等内容,不合法开具行为是在发票上填写的上述内容中,有的或许全部内容与实践运营事务状况不符。而关于不合法生意发票,是相关于依法领购而言的。只要契合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发票管理办法有关规则的纳税人,才干向税务机关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关于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必要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需经必定的程序到税务机关认购。但凡私自生意发票的,都是不合法生意。不合法出售或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情节严重的,将构成不合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或许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合法生意发票着重的是不合法生意行为自身。并且,一般了解而言,不合法生意的发票都是空白发票。依据上述剖析,在上述两事例中,被告单位、被告人的行为更契合虚开发票行为的实质,而与不合法生意发票的行为特征相距甚远。并且,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则,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的,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科罪处分。而对照上述事例中的断定,对现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能够确定为不合法购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就不存在《刑法》第二百零八条所规则的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的景象。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又虚开的景象,只能是不合法购买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又虚开。假如以为被告人李某与文波物流归于挂靠联系,假如确定挂靠联系是彻底合规的,那么就应当确定为无罪,而非以为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而,上述事例中的断定有待商讨。三,指控虚开,断定不合法生意,原因值得探求司法机关对虚开发票的确定存在差异甚大的现象,假如是有的司法机关在技能断定上存在差错,那么阐明,我国有关虚开发票准则在立法技能方面存在缺点。需要对虚开发票的行为有更为明晰的界定,极力消除对此问题的争议,以削减对此问题的误判。对此问题,是否还存在将重罪往轻罪转化的现象,也值得咱们重视与探求。依据我国刑法规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归于重罪,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不合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相对而言是轻罪,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在改进营商环境的大布景下,以开展的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开展中的不标准问题,根据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近年来,审判机关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确定,以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断定有从宽化、从轻化的倾向。发票自身是一种商事凭据,但在我国却成为税收管理之重器,担负国库收入之重责。因而,对有关发票准则的立法较为苛刻,对违背发票管理准则法令责任的规则,包含对虚开发票行为的处理就较为严峻,乃至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准则规则。例如,以让别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手法,到达偷税的意图,假如情节严重定性为逃税罪,最高刑为七有期徒刑。假如情节严重确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最高刑则为无期徒刑。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确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手法去偷税,与隐秘收入、虚伪申报等方法偷税,从法益的损害性,特别从形成损害的成果而言,并没有较大差异。但关于确定为逃税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言,其法令责任却相差较大。从中也能够发现,有关发票准则的立法,特别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准则的规则值得反思。(作者袁森庚为全国律师协会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